《时代漫画》的主编鲁少飞,在民国漫画界属于泰山北斗,他被当时誉为“中国漫坛伯乐”,也被后世誉为“中国现代漫画鼻祖”。
此人是个爱国画家,曾参加过北伐军,在总政治部宣传处书画股任职。
当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,鲁少飞就开始转型画爱国和讽刺漫画。就在半年前,他因为画漫画讽刺南京政府对日的屈膝外交,导致《时代漫画》停刊四个月之久。
就是这样一位先生,历史上因为中国奥运败北,画了一副《蛋的时髦》,用大鸭蛋讽刺杨秀琼颗粒未收。
而现在呢?
《时代漫画》杂志第29期,刊登了鲁少飞的新作《人鱼族》。画面上,杨秀琼和她的三位女队友,头戴月桂冠、胸挂奥运金牌,在碧波中嬉戏游玩,每个人的双腿都变成了人鱼尾巴。拿到两块游泳金牌的季正亮,干脆就举着光芒四射的三叉戟,朝着奥运五环的背景乘浪腾飞。
《良友画报》的最新一期,也把四位女队员将作为封面人物,还弄了个大大的封面标题——世界泳坛四女将。
鲁迅此时已经病入膏肓,不仅身体虚弱,而且心情极为烦躁。
近年来,鲁迅的杂文已经很难发表,就算换马甲用新笔名都没办法。他只能写一些回忆性散文,埋在故纸堆里做学术研究,并且构思准备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。
用鲁迅的原话来说:“关于知识分子,我是能够写的……我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,一直写到现在为止,分量可不小……可以打破过去的成例,即可以一边叙述,一边议论,自由说话。”
这部长篇已经进入构思阶段,连叙事结构、人物安排、表达方式都想好了,可惜终究没能写出来,因为鲁迅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。
9月1日。
由于《申报》的副刊《自由谈》已经被查封,鲁迅的文章只能刊登到另一个副刊《春秋》,作者署名正是“鲁迅”这一本尊大马甲,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《中国人也是能够的》:
“近日咳嗽又严重了,早晨起来便没精神,家中茶叶已尽,更难提笔。广平兄(鲁迅妻子)出门买茶,回来时两手空空,吿我说:‘茶店关门半日。’老板和店员竟去街头迎接健儿,连生意都放下。”
“中国运动员于柏林的表现,我是尽知的,每日报文连篇累牍在赞扬。今天满城炮竹声四起,热闹样子好似在过年,这种时候我很难说出什么风凉话,我也不想给诸君浇一头冷水。”
“我想说,中国人也是能够的。”
“这种能够,无关地大物博,也无关历史悠久,它大抵也当然是运动员本身的奋斗。洋老爷不会因你地大物博、历史悠久,即把金牌拱手相送,现在金牌被中国拿来,可想十分艰苦。”
“我听说,中国在柏林被吹了许多黑哨子,这是别人握着吹哨子的权力。有人气恼,有人悲哀,觉得中国遭受了不公待遇,我想不必对此有太多思虑。西洋人的哨子,也不能平空得来,中国人有一天吹哨子,也是能够的,只是过程必然艰苦。”
“有个朝鲜人叫作孙基祯君,他也拿到金牌,荣誉都归了日本。中国人对此难免有兔死狐悲的想法罢,恐惧将来某日,中国人也要顶着日本人的身份竞赛。”
“体育比赛,西洋人拿着哨子;战争比赛,东洋人拿着哨子。中国想要赢,大抵会十分艰苦,但我还想说,中国人也是能够的……”
就像鲁迅的这篇文章所说,中国人在奥运会夺金,难免让人联想到即将爆发的中日战争。
中国健儿能够艰苦奋战,在赛场上打败诸多外国选手,为什么就不能在抗战中获胜?这代表着一种希望。
民国政府没有专门的体育部门,但党政军各领域都设有体育机构。这次被奥运成绩一刺激,全国都开始重视体育,好多学生一有空就参加体育锻炼。而那些奥运归来的健儿们,即便没有获奖,也被各种团体机关请去做演讲。
事实上,由于中国人被污蔑为“东亚病夫”,国人一直以来都极为重视体育,只不过现在气氛更加高涨了。
还是拿我们的钱三强先生举例,他不仅在物理考5分(百分制)情况下转攻物理,同样以瘦弱之身参加过体育赛事。
钱三强考入清华时,身高只有1米49,是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。但他却通过锻炼加入了清华越野队,还是清华足球队的主力,更以13秒4的成绩夺得全国大学生对抗赛跨栏季军。
中国从来不缺奇迹,也不缺英雄,四万万同胞当中,有无数人正在为国家默默的奋斗着。
从上海到南京,奥运健儿们获得了空前追捧,老蒋特地给运动员颁发了卿云勋章。当然,不是周赫煊获得的一等章,而是从按照成绩,酌情颁发五等到九等。比如拿了第四名的拳击手和足球队员,获授的就是九等卿云章,参赛选手全部颁发一枚奥运纪念章。
此时华北的局势更加恶化,日本在挑动华北五省自治之后,又把目光投向了山东。或者说,日本人一直盯着山东,年年都各种威胁恐吓,现在又以出兵为威胁。
全国的报纸都在关注华北,就连南方人,都能感受到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。
自国党五届二中全会,常凯申松口说让红军放下武器、和平收编后,中共也在奥运期间表达了善意,通电表示愿意放弃红军称号,联将抗日。奥运会刚刚结束,中共正式发出致国党书,呼吁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,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,组成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。
爱国人士无不欢欣鼓舞,要求南京政府尽快跟共党合作,还举出中国足球队打入四强的例子,认为只要精诚团结就一定能战胜日本。
九月初,中共做出内部指示,标题叫《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》,这无疑为将来西安事变的完美解决奠定了路线基础,只能说先贤们的目光真是准确深远。
至于咱们的周先生,悄摸回到重庆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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