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十七章 破口大骂的皇太后？是…

两宫皇太后的“帘”是“撤”了——她们如期交出了最高统治权，但是，她们拥有的巨大的威望，无论她们本人愿意如何，却是怎么也“撤”不掉的。

威望意味着权力，威望愈重，权力愈大，不论集权社会还是民主社会，概莫例外，只是集权制度之下，威望和权力的关系，尤其密切，“撤帘”的两宫皇太后拥有的威望，相当于她们“垂帘”时的权力——最高统治权的延续，区别只在于，她们是否有意愿、有必要行使这个隐形的权力。

相反，权力若无威望加持，不过无本之木，无根之萍，无足以恃。

最高统治权传承的过程中，在继任者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威望之前，某种意义上，大柄等同虚悬——前任虽然放了手，但是，并没有自动掉到后任的手里，只要前任愿意，随时可以将之重新握在手里。

如果，继任者是“负威望”的的话，那就更加不必说了。

威望是一种有着巨大惯性的物事，只要不发生特别的破坏性的事件，这个惯性，几乎相伴拥有者之终生——威望愈重，惯性愈大，愈难以将之同拥有者本人分割开来。

原时空，穆宗下旨修圆明园，距其正式亲政，不过九个月；驾崩，距其正式亲政，尚不到两年，在这样短的时间里，群臣目“撤帘”的两宫皇太后，其实和“垂帘”的两宫皇太后，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。

这就是为什么两宫皇太后“人走了，茶不凉”；为什么亲贵们宁肯“立幼”，也不“立长”——穆宗殷鉴在前，那些已经成年的“爷”，看来看去，没有一个靠谱的，为不重蹈穆宗的覆辙，还是“立幼”吧——请善尽职责的两宫皇太后继续执政。

那么，两宫皇太后巨大的威望自何而来？

自然是因为她们“善尽职责”，可是，她们俩的威望之钜，并不仅仅是“善尽职责”就可以一言蔽之的。

未免“注水”之讥，狮子就不替关卓凡展开论述了，挑两件事、三个人说一说吧，希望管中窥豹，可见一斑。

一个是丁宝桢。

安德海被杀，是多种强大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，不过，始作俑者，是丁宝桢，最后下手砍小安子脑袋的，也是丁宝桢，按照常理来说，安德海之被刑，既然是慈禧在其“上升期”遇到的最大打击和最大危机，那么，她本应该对“凶手”恨之入骨才对，但事实上，丁宝桢帘眷不衰，慈安逝世、慈禧独裁之后亦如是。

杀安德海的时候，丁宝桢是山东巡抚，出缺的时候，是四川总督，身上还有头品顶戴、太子少保等一大堆荣衔，身后，朝廷追赠太子太保，谥“文诚”，入祀贤良祠，并在山东、四川、贵州建祠祭祀。

一个文臣能够得到的恤典，丁宝桢都得到了，其中，最引人瞩目的，是慈禧的御笔——“国之宝桢”。

赞誉之隆，无以蔑加了。

第二件事，是“午门护军殴打太监案”。

长春宫一个叫做李三顺的小太监，奉懿旨给醇王福晋送太后姐姐的中秋节赏赐——一盒月饼，出午门的时候，被护军拦住了，双方由言语冲突而肢体冲突，结果是——月饼打翻在地。

事情就这么闹大了。

如果要派责任，自然首先要派到李三顺头上——太监是没有出入午门的资格的，若有特殊情况，一定要走午门的，得“上头”特批，取得敬事房的“照门”——李三顺并没有这个“照门”。

不过，护军也不能说没有责任——无论如何，你们没有控制住场面，御赐的食品被打翻了，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失职，上纲上线成“大不敬”，也不算过分。

可以想见，听了李三顺添油加醋的哭诉的慈禧，恼火到了什么程度，彼时，她正在重病之中，甚至嚷嚷出了“不想活了”一类的话。

慈禧坚持要杀护军。

这就过分了——护军固然有责任，但不论怎么说，不放太监出午门，是忠于职守，真杀了守午门的护军，就不仅是“枉法”，简直是颠倒黑白了。

亲贵和重臣都反对，可是，彼时的慈禧，病怒交集，已经失却常度，什么话也听不进去，最后，连慈安都屈服了，主张按照慈禧的意思办——她是真怕慈禧的病情，因此加重甚至激化。

她本人也好，国家也好，实在是少不得慈禧其人。

但是，办不了——刑部不奉诏。

刑部的“八大圣人”，一致认为，护军罪不至死，而且，板子不能打只一边儿，要办，就应该连太监一起办。

慈禧召见刑部尚书潘祖荫，没说几句话，就开始破口大骂。

慈禧的骂法儿，不是君主和皇太后的骂法儿，基本上就是失去理智的村妇骂街的那一套，从“你的良心都叫狗子给吃了”到“我要和你妈进行不可描述的行为”，云云，骂过了，甩手而去，留下潘祖荫一个人跪在那里，狗血淋头，昏天黑地。

接下来的事儿，比较有趣。

因为慈禧病重，无法视事，于是两宫皇太后商量，找几个亲贵重臣“帮着看折子”，名单出来之后，其中一人，大跌吃瓜群众的眼镜——潘祖荫。

所谓“亲贵重臣”，指的是恭王、醇王这个级别的亲贵以及几位军机大臣，潘祖荫不过一个刑部尚书，正常情况下，并没有“与闻机密”的资格。

潘祖荫是以南书房代表的名义，出现在这份名单中的。

不管怎么说，被狗血淋头之后，潘伯寅的“帘眷”，非但没“衰”，反倒还上去了？

嘿。

不过，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。

刑部坚持己见——“八大圣人”扔出话来，太后要杀护军，自己下懿旨好了，俺们只能维持原议，无法枉法改判；慈禧呢，坚决不肯“自己下懿旨”，一定要走刑部的程序，双方就这么僵住了。

事情迁延数月，最后，在慈禧病情好转、听得进话的情形下，“清流”发力，陈宝琛、张之洞上折，婉转进言，替圣母皇太后剖析利弊，慈禧最终回心转意，同意了刑部的判决，“不必加重”。

嗯，有的时候，“清流”还是能起到些正面作用的。

哦，对了，办理“午门护军殴打太监”一案的刑部“八大圣人”，为首的一位，叫做刚毅。

这个名字，想来各位书友都很熟悉的了，对，就是在慈禧晚年，备受信用，不遗余力替义和拳“转正”，终于惹出辛丑大乱的那个刚毅。

历史之吊诡和讽刺，令人尴尬而感慨。

不说这个了。

从丁宝桢、潘祖荫、刚毅的际遇，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，了解到以下事实的原因：何以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以下无数人杰，皆对慈安、慈禧这两个女人——尤其是慈禧，俯首帖耳，死心塌地？

让我们来简单的数一数这两个女人取得的成绩：

第一，敉平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的农民起义——还不止，过后，国势非但没有如之前的历朝历代那样，一跌到底，反而掉头向上，出现了实实在在的“中兴”。

考诸二十四史，将中国的大一统王朝都扒拉出来，我们会发现，这是唯一的一次。

第二，不管您承认还是不承认，以下都是事实——中国这艘体量无比巨大的三千年航船，在这两个女人手里，开始了无比艰难的掉头转向，中国这艘大船，能够走到今天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伊始于一百五十年前那四只芊芊素手的吃力的转舵。

再让我们来看一看，这两个女人，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，取得以上的成绩的？

第一，慈安、慈禧拥有的“最高统治权”，其实是打了很大折扣的“最高统治权”，其中只有决策权，没有办事权，而且，这个决策权，也是打了很大折扣的——她们的决策权是被动的，不是主动的——就是说，必得拥有办事权的人将折子递了上来，她们才能够决定取舍增减，她们自己，是很难主动推行自己心仪的政策的。

还有，她们也很难主动和外界接触、沟通。

这种情况下，上位者如果要做出正确的决策，就必须拥有异乎寻常的洞察力、判断力。

幸运的是，这两个女人——至少其中的一个女人——居然拥有这样子的能力。

第二，和关卓凡、恭王不同，无论原时空，还是本时空，慈安、慈禧两个，都是没有自己的“班底”的，她们的“最高统治权”的行使，主要依靠两点：—，不偏不倚，公正无私；二，极其高超的平衡技巧。

原时空，“班底”这个事儿，直到执政的中后期，慈禧才开始改弦更张，才开始有意识的培养诸如荣禄之类的“自己人”。

总之，这两个女人，以法律基础非常不牢靠、还打了很大折扣的“最高统治权”，做到了大多数、甚至绝大多数拥有完整皇权的男性皇帝都做不到的事情。

她们的威望从何而来？就是从此而来——勤勉、明断、公正、无私，以及超迈前人的巨大功绩。

以上，基本是原时空的情形，本时空呢？

原时空、本时空，具体的情形，有很大的差异，但单就两宫皇太后的威望而言，却并无本质不同。

某些方面，甚至犹有过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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